分析 ｜ 公益现代化相关原理及现象分析——从小圈子到第三部门到公共事务领域
前言：外行看热闹，内行凑热闹
在中国的公益圈子（或者公共事务领域），如果你待得足够久，认识的人足够多，你会观察到几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在各种官方或者民间发起的公益大赛或者人才项目中，存在一个小圈子，大约200-300人；
而在各个业界知名机构的理事会和专家网络中，也存在一个核心的圈子，可能有50-100人（以上数字是大概印像，没有正式研究统计，供参考）
业界不定期会冒出一些新的机构和项目，但如果你走近他们（或者他们走近你），你会发现，里面的操盘手和背书人基本上与前面那两个圈子交集很大，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资金的来源，以及这个新机构或者项目的块头——不只在条上（专业领域）如此，在块上（区域意义上，包括全国尺度或地方尺度）也是如此
如果你的“圈子”比较杂，你有可能会在一些特定场合，碰到一些大公益范畴内的隐形山头（或潜在山头），他们在财务指标、业务指标、人事指标等维度，或者在综合资本结构的某一项或者若干项上极其亮眼。
和业界“主流圈子”里的山头最大的不同，仅仅在于他们不在这个圈子里混，或者其内部价值取向和评价指标与“主流圈子”不太一样。
其它还有一些有趣的情况，就不多展开。基于这些观察，以及多年来对社会创新和广义公益领域的观察和研究，我得出这么一个比较江湖的观点：如果某企业或者社会精英，想在“公益”领域做出些影响（不管其场面上、台面下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是有套路可以打的。只要其知道自己的核心诉求，舍得出钱，踩准公共政策的某个点，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操盘手，大概率是可以在2-3年的时间整出个行业山头或者实现自己的核心诉求——案例我就不举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同时，如果某企业或者社会精英在公益领域搞出了些影响，只要有合适的运作，这种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成本，而是可以转化为发起机构（或个人）建构和维系自身社会生活和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资本组合的。这只需要我们能够理解公共领域的影响力是一种“社会键”，内置着资本化通道和合法性素材，具有在社会结构间进行广义资本意义上的交易基础。
上述观点的基本意思和假设
前面这两段话，如果用不那么江湖、比较严肃的人话来讨论，它大概包括这么一些基本意思和假设：
“公益事业”和“私利事业”一样，同样属于组织科学范畴，区别只在于社会性功用，在经营管理层面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中国，国家（主体）主导的公共管理和公共事业，与社会（主体）主导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在系统论意义上是同构的，并通过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形成贯通
在中国社会高组织化、强公共性、分配正义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基础上，“公共事务领域”的概念比“第三部门”的概念至少在中国更具有准确性和可用性
公共事务（社会公益）领域，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知识资本和符号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可转化性
公共事务（社会公益）领域的行业（产业）发展成熟度低，上诉各项资本的载体主要落在企业家型的业界精英身上，而非组织或者制度上
（前面的叙述中，还包括关于行业发展这样的潜在认识：不要迷信山头，如果你在这个领域待得足够久，见证过相对完整的枢纽型组织和垂直公益领域的生命周期，你就会明白，组织和行业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寻的，而且是跟着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势来的，做得好的山头，都是顺势而为，而且都创业不易，人都是普通人，平常心看待就好。）
焦点阐述：公益现代化、国家社会关系与公共事务思维
前面的几个基本假设，展开来，每一项都可以展开为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一堂大课，这不是公众号文章该去做的事。以下，只想就上述的观点，提出以下几个基础性的阐述，以及给业界一些具体的战略建议：
1.公益的现代化需要观念的现代化先行——需要基于现代社会和行业发展的特点，完善要素和机制，培养企业家型的中高端人才
首先，公益没法是一个圈子，它的公共性和再分配属性决定了，公益自身缺少完备的经济意义的合法性（简单说就是受益人购买力不足，赚的没有花的多，财务没法平衡），它需要更复杂的营收模式和工作体系才能实现自身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只能是宏观社会、经济、政治的一部分，所有的微观层面的工作都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并且需要与上游的政府、企业或者其它资方的业务、组织和财务进行中观层面的衔接，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基础，进而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它希望帮助的对象和解决（和改进）它希望解决（改进）的社会议题。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以道德为核心主张的公益价值观，其功能性基础是前现代社会的农业社区中，对于因为各种原因脱离社会生活安全边界的社群和个体的救助机制；而现代公益的基础是专业效用，它立足于大分工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性基础在于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你可以这么理解，现代公益的事业及其从业者，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其社会价值的产出与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分配是一个整体。而不像在农村社会，社会经济的生产生活关系在以家族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的单位体系内，公益外在于这个体系，是一种补充性的社会救助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基于这两种不种的社会结构和运作基础，再来讨论观念层面上，伦理道德应该怎么建构，而不是在当代社会简单的照搬前一个时代甚至另一个地方的价值观。
延伸一步说：道德主张很重要，在这个失序的时代尤其应该强调。但它不是反公益的现代性的理由。相反，过度的道德主张，客观上是在提高公益的门槛，是一种将公益和慈善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功能体系剥离的做法。对于其所主张的“善”的实现起的是反作用，绝大部分普通人会将公益与“圣贤”或者某种程度的富足相联系，将自身置身事外，而不是提高和践行相应的道德标准——请相信我，不管你们的愿望有多美好，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和生活。真诚的希望强调慈善和利它原则的同仁们，能更多的考虑一下客观的社会基础，让公益的观念维度与结构功能维度更科学的结合，使之相互弼益。否则，它大概率会成为为有产阶级、精英阶层提供的体验价值、观念价值和社会资本交易的工具，而不是人皆为尧舜这种美好的愿景。
在实务层面，如果接受前述观点和分析，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公益事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是个客观事实，而公益产品/服务是广义公共品的一部分，并需要基于一般性经济原理和市场机制，实现社会化供给，并在市场中完成整个经济循环。这是客观社会现实，请尊重他。然后，再要谈到如何给公益组织及部门的赋能，应当使其社会意识、经营管理能力和公共管理能力平衡发展，而行业对能力的强调，更多的集中的社会意识、业务实施能力和筹款等个人层面和事务/业务层面的东西，这是低组织化、生命周期早期的公益事业的特点。而任何一个现代化的行业发展，重点需要的是企业家和高管型的骨干人才，而他们需要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更多的是组织管理和广义资本运作的能力。因此，可以考虑的是系统性的增加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相关能力，同时，可以适当考虑其对于社会科学一般性原理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会是未来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发展更为重要的基础能力和基础设施。
补充说明：如果考虑到与公益产业上游的有效衔接和中短期的迫切需求，从企业、政府、以及精英阶层家族成员中招募有社会意识和专业素质的人员，然后针对性的支持，可能比从业界从业者中培养会是一段时间内更优的选择。
2.国家社会同构——关注社会议题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国家政策走向
同时，我们还必须理解公益事业和组织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大社会小政府、政府受托形成并提供有限的公共品、国家是想像的共同体的情况不同，中国存在一个与广义国家同构的组织主体“党”，这个“党”的含义不是“部分（party）”，而是“总体（total）”。“党”通过“Build”的组织过程和“Develop”的发展过程，将社会议题、公共产品、经济过程、权利关系进行整体调节，并通过治理过程和行政体系，形成公共政策、业务和相关制度——从而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在价值指向、工作内容、运行秩序、制度安排上的同构，并最终体现为一种动态、持续且稳定的拓扑结构。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关注的各种社会需求和社会议题，大概率已经通过治理过程，被体现为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国家政策或者公共产品，其在目标和价值标榜上，与民间推动的慈善文化和公益事业，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不同社会需求和社会议题的优先级，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和方法，以及有关部门和机构有没有能力和想法以及落实得怎么样。
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国家系统是有很强的主导性，而相关部门也是有很大的业务安排和权力在的。那么，当你想在公益领域做一些事情时，不管你的目标和动机是什么，只要你真的想做，并且更关注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你大概率是要与政府有一定的合作或者联系的。如果你能从相关文件中找到政策依据，并且熟悉相关部门的运作机制，并且擅长用他们熟悉的话语系统、工作流程和成果产出进行沟通和开展合作，那么，大概率是可以为你想做的事情和希望达成的社会结果发挥杠杆作用的——这个原则，在商业领域和公益领域都适用。（这也是很多企业家为什么要看新闻联播和读文件的原因）
补充说明：请将以上分析，视为一个基础社会学逻辑上的分析，而不要简单的将其视为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叙事。
3.从第三部门到公共事务领域——有效的公益事业和公共管理需要跨部门的格局和领导力
去意识形态地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讨论，“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在逻辑和事实层面都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第三部门”是一个结社中心背景下，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分类范畴。当莱维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个填空概念时，只界定了它不是什么，而没有界定它是什么（当然，他可能也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这个临时概念就这么一直被广泛和主流地使用着，而没有一个更严谨的概念能替代它）。个人观点：长期用“非”概念在描述“真”现象，在研究和实践意义上都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在公共价值优先、社会主体被强组织化、国家社会同构的现实基础上，“第三部门”这个借来的概念，事实上在理论分析中不需备充分展开的逻辑基础；而在实践中，其指代的相关组织（及事业），在其结构和功能意义上更多的是国家社会系统的组织化延伸和功能性配套，是复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中国这个领域说得清楚，对应的，在观念层面也需要有对应的表述。
基于前面“公益的现代化”和“国家社会同构”的逻辑分析，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将这种基础上，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关系理解为一种功能、结构和观念上的稳态社会程序和行为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范畴内，将国家主体承载的公共事业和公共管理，与社会承载的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理解为同一程序性对象基于不同的视点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化表述。也就是说，它们不止是在共同的叙事场域中讨论着相同的焦点议题，而是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叙事对象，只不过一方面是公共视角的社会科学叙事，另一方面是主体视角的组织科学叙事。
进而，如果我们将政府也视为一种组织主体，而将其与“国家”概念分开，其公共管理和服务性工作也视为一种公共事务，并与企业在管理学意义的“公共事务管理”衔接，再加上社会组织本身以社会和公众为对象的事务，我们完全可以用“公共事务领域”这个“是概念”替代“第三部门”这个“非概念”，用于指代整个公益事业及其组织主体的全集合。这种表述，不限于中国这种强组织社会，也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多元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前面的抽象表述，如果在实践上运用到业界和政府的实务工作中，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公共事务部门（CSR部门、企业基金会、党群部门等）也好、党政群团部门也好，在设计公共产品、制订公益战略（或公共政策）时，需要有组织视野之外全局观和系统思维，将整个公益产品、业务实施和工作体系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并充分理解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工作目标、利益诉求、体制机制、话语系统等等，在一个更一般性（或有格局）的层面上运筹帷幄、开展工作——这也是我们在做相关研究时，每当问到相关公益组织和部门领导者和负责人需要的职业能力素质时，通常“协调各方的能力”要高于“专业化”的原因。这也是公共事务领域，高级经理人（干部）和社会企业家（领导）必备的领导力和执行力的重要基础。
补充说明：再次强调，以上讨论请尽量先去除意识形态来看，这里面不存在观念意义上的“好或者坏”“对或者错”，只讨论基础社会科学原理和社会工作逻辑。
小结：现代公益的现实与实现
前面谈了太多抽象和理论性的东西，最后，回到最初的观察和观点，我想讨论一下现实层面的问题，现代化、有效、可持续的公益，可以如何实现。
文章开始的时候，我用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谈了我观察到的公益领域的一些现象和想法。这里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公益领域的圈子现象和文化，是客观事实，也是社会逻辑的客观实现，没啥好大惊小怪或者做什么道德批评；
资源和专业聚积在少数人的手上，并且形成一定的内循环现象，在整个产业体系和职业化体系没有完备之前，也是自然会形成的演化，也没什么奇怪的，理性人的社会化结果罢了；
公益领域被小圈子主导的情况不会长期存在，但这种小圈子永远也不会消失，即使公益已经现代化了也一样，这就是社会现实。
当任何一个领域没有形成复杂的完备的要素结构、产业分工和分配机制的时候，这个领域一定是一个较为原始的聚落，可控的生产、交易和权责关系，没有足够的制度性机制保障，那么，确定性和合理利益，要依靠较为原则和朴素的社会信任和保障机制来实现，具体就会体现为内社群的关系机制。开始提到的公益人才网络（大赛和人才项目）和精英网络（理事会和专家体系），就是这么一种提供确定性和利益保障的社群机制，其中的人们从这个业务和利益集团中，能获得较好的社会角色和权利关系——这没什么不对的，只是原始了点，小范围自己玩玩还可以，真的说要将社会变得更好，一般化的解决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想想就好，小范围实践一下就好，再多的就不要多想了。
如果想更为一般性的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就一定需要破圈，将当前的价值体系、工作内容和流程体系，接进更为广泛的国家社会体系，尤其是上游的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企业的公共事务体系、以及其它拥有足够资源并且有意推动公益事业和社会创新的相关社会精英。这需要当前公益小圈子的人，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主动接触、理解和学习上游体系的需求、工作体系、评估标准和话语系统等。
这不容易，因为客观上公益小圈子的人们，不管他们在圈子里多么的受人待见，相对于这些上游的机构和人，你们就是边缘的存在，往往还是乙方。你的自我认同、价值信念、专业骄傲、话语系统在这里都不占优势，还可能被轻视甚至打压，这可能是很伤自尊、很没面子的——但是没啥大前途的抱团取暖，或者面向未来的自我磨砺，你可能必须得做一下选择。
至于怎么认识、理解上游的机构/部门和人，怎么与他们说得上话，建设性的合作，并且建立良好的关系，观念前面，文章的前面提供了一些比较底层的东西，有兴趣可以捉摸一下。后面我会另外用一些更实务向的文章，做一些探讨。
同时，事实上这些上游机构/部门的相关从业者，不管是党政群团部门的干部，还是企业公共事务部门的职业经理人，其实也没那么好混：他们其实也需要理解他们上游的领导/老板的想法和需求，以及与掉链子的机构内部工作体系和更不懂行同事的磨合，还要理解下游这些社会组织和“公益人”的不成熟的工作内容、体系和异质的语语系统——大家都不容易，还是相互理解吧，合适的时候我再写写他们。
好吧，还有这篇文章还漏了另外一个应该讲的主题：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这也找空再另外开文章写吧。似乎给自己疯狂挖了几个坑，我决定强行把文章结束到这里。
最后，强行总结：
中国的公益领域需要摆脱小圈子文化，走向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包括了传统公益领域之外的，更广大社会体系、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广义社会，而专业化是其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摆脱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公益的观念束缚，立足现代社会的特点和性质和玩法，形成现代化的公益的业务、组织和经营体系，才能更好的接进这个现代社会，而不是这个现代社会的异质化存在。最后，我们还需要去意识形态地正确理解和认识，在中国，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学会站在更高处，用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大的格局和领导力，才能更好的开展业务、影响各方、获得更好的个人成长，进而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及公共事务领域相关条块工作内容和工作体系的成熟和现代化。
作者简介
vim同志是一位中度亚健康的业余知识分子，主要在上海从事社会创新与组织公共事务相关的的工作。主要专业方向包括：社会治理创新、公益创业、企业公共事务等。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或者有事但不想干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国情社科和认识论·方法论研究。
vim同志的使命和目标是：通过推动社会创新领域的教育、研究和思想交流，支持社会公益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和生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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